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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学者谈“三农”


  中国人多地少,种植传统品种的水稻很难使农民致富,但通过我们多制好种,可以支持广大农民兄弟通过种植粮食‘曲线致富’……以往,研究提高水稻的产量是为了解决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但在今天,我们的研究应该更主要地为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服务。

  ----在今年举行的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议上,袁隆平院士提出了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粮食安全战略、充分发挥科技对粮食安全的保障作用、切实保证一定规模的粮食播种面积、切实保护和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等4条建议,他说:“要真正解决粮食问题,惟有从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入手,通过先进的农业技术来保证农民增加收入和我国的粮食安全。” 眼下,袁隆平正在进行“超级杂交稻”研究,袁隆平认为,“超级杂交稻”研究的第二期目标实现后,中国的稻田每亩可增产150公斤,按年推广2亿亩计算,每年能增收300亿公斤,可多养活7500多万人口,这对“谁来养活中国”是一个有力的回答。 民以食为天,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粮食生产是关系到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一个永恒主题。近五年来,我国粮食总产量连年下降,到2003年,已经从1989年的10245.9亿斤降到8613.4亿斤,比五年前减少了1641.9亿斤,引起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极大关注,并制定了一系列的支农政策和措施。

  20世纪60年代初的人均粮食占有量大约是400斤,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增长为600斤,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800斤,我们用了35年的时间上了两个台阶。可是1998到2003年的5年时间里,我国的人均粮食占有量又退回到600斤。退得这么快是历史上所没有的。 ----在2004年4月举行的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上,我国著名遗传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李振声以“中国的粮食:问题、原因与对策”为题作了精彩的报告。他对近年来我国粮食总产量下降的问题进行了详尽、细致的分析。他还指出:化肥用量、灌溉面积、机械动力都不是近年来粮食产量降低的原因,其主要原因在于粮食收购价格过低,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 李振声还为实现粮食产量的恢复性增长提出三点建议:第一要认真贯彻中央支农政策措施,切实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第二要尽快恢复可能恢复的粮食播种面积;第三是加大对与提高粮食单产有关措施的支持力度。

  当前,中国“三农”问题的核心仍然是土地问题。土地问题的核心内容,则是在农村,目前还没有真正确立起土地产权制度。农村土地的产权主体存在缺位,这是造成目前中国农村土地征用过程中产生大量冲突和问题的关键所在。要解决这一问题,并破解中国“三农”难题,就必须尽快明确农村土地产权,创建新土地征用制度,实现农民土地产权的独立性和合法性,从制度上保障农民土地产权的合法权益。

  ----2004年7月,由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和浙江大学联合举办的“中国‘三农’问题国际研讨会”上,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常务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姚先国和盛乐博士就当前我国土地征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农民作为价格接受者,其生产激励和所承受的风险都和市场价格密切相关。改革之初,我国的粮食供不应求,农产品价格上升带来的激励效应使得粮食生产持续增加;但随着粮食产量接近均衡,粮食价格开始大幅度上下波动,这在微观上使农民陷入了“小生产和大市场”之间的决策困境,而在宏观上则引发了粮食安全隐患。我们提出以下几方面的政策建议:

  稳定粮食价格,消除价格预期的不确定性;

  促进土地向种植能手集中;

  加快城市劳动力市场改革 促进农业劳动力合理转移。

  ----2004年7月,由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和浙江大学联合举办的“中国‘三农’问题国际研讨会”上,复旦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的寇宗来、陆铭、陈钊对我国粮食安全问题进行了分析。

  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集中力量支持粮食主产区发展粮食产业,促进种粮农民增加收入”。文件的第一个问题,主要讲的是增加农民收入,其实更重要的是粮食安全问题。把农民增收和粮食安全放在一起,突出强调了这对矛盾的症结和特点所在。文件表现出两个方面的新意:一方面,把农民收入问题作为头等大事对待,但是并未放弃粮食安全;另一方面,虽然特别强调要促进粮食生产,却是围绕着增加粮食主产区种粮农民的收入,实事求是地制定了一系列的相应政策和措施。

  发展战略

  其一,发展多种经营,培植新的生长点。运用综合经济手段向粮产区倾斜,通过增强其综合生产能力,走提高农业经济效益的大农业路子。

  其二,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各级财政将安排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专项资金,较大幅度地增加对龙头企业的投入。

  其三,实施加工增值战略,走以工补农、实现农业产业化的路子。

  其四,走科技兴粮的路子。 其五,搞活粮食流通,走大市场的路子。

  ----中共中央党校赵素芬教授就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作了如上解读。

  中央一号文件在体制上的突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税费改革、粮食购销体制和农村金融制度的改革。

  在农村税费改革方面,对农业特产税原来的提法是逐渐取消,基于这个税种的实施客观上限制产业结构调整的共识,现在文件提出“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这是一个重大调整。另外,税费改革之后农业税税率调到8.4%,造成了一些地方政府公共负债的增加,本届政府提出要把农业税税率总体上每年降低1个百分点,最终恢复到3.4%的水平,这也是一个重大调整。这种改革意味着真金白银的支持。

  第二个方面是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全面放开粮食收购和销售市场,对主产区种粮农民进行直接补贴等。

  第三个方面就是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在严格监管、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通过吸引社会资本和外资,积极兴办直接为“三农”服务的多种所有制的金融组织,其中之义就应该包括允许组成农民的社区互助合作金融机构。社区范围内的农民互助合作的资金组织,可以降低金融风险,减少交易成本,有效地让农户得到更好的金融支持,这是对高度垄断的农村金融体制上的一个重大突破。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改革杂志社社长、总编温铁军谈到一号文件时,说他有一种“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感觉,并认为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五个一号文件调动了农民积极性,保证了农民收入连续7年的增长,是一次可贵的“黄金增长”。

  自1982~1986年,中央曾出台五个一号文件,文件相继确立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消了30年来农副产品统购派购制度”。

  温铁军说,1997年以来农民收入连续的低速增长,甚至出现了粮食的投入产出倒挂现象,这样就不能保证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去年粮食产量跌破9000亿斤大关,和1984年的产量相当,再一点就是粮食耕种面积的大量减少,已经跌破19亿亩大关,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问题。此次一号文件提出“集中力量支持粮食主产区发展粮食产业,促进种粮农民增加收入”有其合理性。(来源:神州学人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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